古代书论文献大多是文学性描述,多运用比喻、夸张和想象等文学手法,且行文简略,这给后人阅读增加难度。故此,必须对其进行训诂学与文献学的考证。
比如,孙过庭《书谱》中有一句经典概括“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意思是取法古人,不能背离时代条件,同时又不能随大流,过于迎合今人。写不出自己,看不到古人,是书法大忌。孙过庭以简短8个字,把古今书学的道理说通了,这是一种高度的理论概括,当然也是一种美学姿态。此外,孙过庭还言:“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意思是,张芝虽不作真书(楷书),但其草书却具有真书点画明晰的美感;钟繇虽不作草书,但其楷书转折处却显现草书“遒劲自然”纵横萧散的韵致。
自此以后,不能兼工真草二体者,便不能达到他们的境界。此处“狼藉”非今天散乱之意,而是分明、明晰之意。如果训诂为今天的“狼藉”义,则与孙氏本意大相径庭。孙氏此语正与其所说的“作真如草”“作草如真”一脉相承,也就是说,以真书笔意写草书,以草书笔意写真书,或草书具有真书之风格,真书具有草书之风格,是一种至高境界的艺术创造。
孙过庭其实是以一种特殊视角,对古今书法尤其是真书与草书的流变与特质,进行高度美学概括。古人用短短几个字就能说透的问题,今人千言万语也未必能达其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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