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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lai8** 发表于 2025-4-27 23:22:50 · **yilai8** 发表于 2025-4-27 23: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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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新北4月27日电题：台湾“书院”如何“衔接”中华历史？
中新社记者杨程晨
位于新北市泰山区的明志书院有“北台首学”之称，是台湾北部的第一所书院。所谓“明德惟馨，景行壮志”，书院取“明志”为名，启示后人志存高远，“成致远之器”。
院舍原为一进三间的红砖三合院落，屋顶保留典型闽南建筑特色的燕尾脊，正堂供奉南宋大儒朱熹和书院捐献者的牌位，两侧对联引用朱子名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清代鼎盛时期，全台书院多达60多间，多数奉朱子为师。曾任代理台湾府知府的邓传安记载：闽中大儒，以朱子为最，故书院无不崇奉，海外亦然。书院教授对象包含贫困学子及准备科举的生员，旨在“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
中国近代史学者、台湾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黄俊杰说，台湾是传统与现代激荡的岛屿，是守护、弘扬中华文明的堡垒。在日据时期，书院成为岛内保存中华文明、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教育据点。
“北台首学”的历史衔接
明志书院外墙仍保留部分从福建运来的红砖，修复过程中补用了台湾本地的砖块，墙面颜色深浅不一。导览人员吕宪忠说，这就像历史在墙面上衔接。
院外石碑镌刻着清代闽浙总督杨廷璋嘉许修建“北台首学”的文字。1763年，胡焯猷、郭宗嘏捐半生产业建明志书院。二人认为台湾大甲溪以北无学校，慨然贡献经营所得成立义塾。1781年，书院随淡水厅迁入竹堑(今新竹)。故后来者提起此书院，便有了“泰山明志书院”与“竹堑明志书院”的分别。
书院建立后，台湾北部中举士子的数量逐年增加，一度超过同时期其他地区。日据时期，负责中文教育的机构多以地方私塾、书房为主，明志书院的“毕业生们”投入其中，使得竹堑地区的私塾数量冠于全台。
竹堑明志书院原址在1917年毁于一场大火。2001年，新竹市于原址辟建“明志书院停车场”，并以1781年至1895年的教育史迹作文，纪念书院南迁220周年。拥有更久远历史的泰山明志书院旧址则在2003年的大雨中坍塌，同年11月，经地方人士奔走，古建的重修工程启动，并在2005年完工。
如今的泰山明志书院在周末及节假日偶设公益课程，免费传授《论语》、毛笔书法等。吕宪忠介绍，在台湾教育愈发不重视传统文化的环境下，来书院上课及参观的孩子并不多。
260多年后的今天，泰山区的许多地名都与“明志”相关，除了能在街面看到的明志路、明志小学、明志里，“北台首学”成为明志科技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必修内容之一，明志书院旁新建的商业地产起名“明志书苑”。
民间书房的反殖“抵抗”
中国传统书院是官设府学、县学之外的另一教育体系。在台湾，书院介于官学、私学之间，以清康熙时期水师提督施琅在台设立的西定坊书院为肇始，初期多为义学性质。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主任、教授张崑将认为，直至台湾知府卫台揆建立崇文书院，岛内才有了真正意义的中式传统书院。
台湾的书院于清雍乾时期兴盛，以官办、官倡民办、民间设立向官方注册等形式在岛内并存。日据时期，日本人提倡所谓公学，不允许台湾人学习中文，清代官设的府学、县学及书院等机构遂被废除。
然而，民间社会反抗殖民当局的行动在日本窃据台湾的半个世纪里从未停止。始建于清代的书院多半被强制改为公学，其原本的民间教育功能被各地兴起的书房、义学取而代之。
自1900年起，台湾的书房、义学逐年递增。日本曾有统计，至1902年全台书房数量达1800余间，学生超过3.3万人。时任“总督”儿玉源太郎担任会长的一研究机构声言，民间书房与官设公学的学生数量可匹敌，今后应以扩大公学为“急务”。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陈昭瑛研究认为，日据时期民间书房一度不减反增，是“传统文化的抵抗”，这一现象与当时台湾社会的整体氛围相吻合。知名历史学者潘朝阳说，如连雅堂、丘逢甲、叶荣钟、洪弃生等人，都是日据时期具有强烈民族情怀的台湾知识分子，既接受过传统书院的国学教育，也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二者对帮助其形成独立思考缺一不可。
因力量分散，台湾民间教学终不敌殖民统治的强势压制，各地机构逐渐被新式学校取代。张崑将2022年出版的《台湾书院的传统与现代》一书统计，时至今日，尚存于台湾的清代书院仅有20间，大部分成为古迹。他强调，书院多已转变为宫庙，其中尤以“鸾堂化”“佛教寺院化”最为普遍。
当代书院的承继
位于新北板桥的大观义学，是始建于清代的台湾“书院”中唯一仍保留功能的地方教育机构。
清晚期，为让来自漳州、泉州的迁台先民在板桥一带和睦相处，身为漳州人领袖的林维让、林维源将妹妹许配给泉州举人庄正，并在1863年建立“大观学社”。“大观”之名源于学社前有大屯山、后有观音山的对峙之景，而漳州人、泉州人分住两地。板桥林家借“大观”一词寄托“漳泉一家”的意涵。
在庄正的主持下，学社广收漳泉学子。至1873年，学社扩大规模并更名“大观义学”，漳泉雅士在此定期聚会。为了义学发展，林家还礼聘吕世宜、谢颖苏等知识分子担任教席，至光绪年间已出过2名贡生和19名生员。
日据时期，大观义学成为公学校舍。板桥林家在1916年建立公司化运营的大观书社，并于5年后成立幼儿园。台湾光复后，幼儿园一度停办。板桥镇在1960年倡立“大观书社管委会”，推荐板桥林家的林熊祥为董事长。三年后，书社从台北孔庙恭请孔子像奉祀。1967年，大观幼儿园在原址厢房成立，义学再次发挥教育功能。
说到当代书院，张崑将则首推国学大师毓鋆创立的奉元书院。
1958年起，毓鋆先生开始在家中为留学生讲授儒学经典。他在1971年创设“天德黉舍”从事私人讲学事业，1987年改名为“奉元书院”。其讲学经史子集数十载，毕生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志业，学生遍及政商学界。
身为中华奉元学会(奉元书院)理事长的潘朝阳对中新社“东西问”表示，台湾当下的教育体系里，有关传统中国的学问已越来越少。这也是毓鋆老师去世后，一批受过教诲的文化人士仍坚持将书院开办下来的原因。
台湾“书院”不再提供升学辅导的教学功能。“如毓鋆老师设立的初衷，我们希望为台湾社会提供浸润过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潘朝阳说。
奉元书院位于台北大安区一幢楼房内，每周定期开讲，最受欢迎的课程已不是纯正的公羊学说。书院将老庄与管理学、心理学相结合，将易经融入当代生活，用传统中国哲人的智慧启迪现代人的思想。
“如今的书院‘在意不在形’。明郑以来的近400年，中华文化在台湾向下扎根从未间断，即便日据时期也不曾萎靡。在台湾今天的环境下弘扬中华文化，我想这是奉元书院继续存在的意义。”潘朝阳说。(完)

　　提到通州，首先想到的是漕运。北京城历来有“水上漂来的城池”之说，通州功不可没，大家对这段历史也比较熟悉。但说到民国时期，通州对北京公共交通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民国初年，北京城里的新鲜事物：有轨电车“铛铛车”（“铛铛”二字老北京的发音是“DiangDiang”）。它所用的电力，就是由通州发电厂专门提供的。笔者收藏一本老相册中的一部分老照片，是相册主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通州发电厂实习期间留下的影像。通过这些老照片，笔者了解到了更多细节。

1928年拍摄的通州发电厂外景，此时重修了蓄水池并且加固北运河大堤。

1928年通州发电厂室内的发电机组。当年军阀混战，战事就发生在发电厂工地周边，因此工期一再延误。

大棚村老照片，右上部位的大烟囱就是通州发电厂的标志。
　　发电厂是有轨电车的配套工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德国西门子公司在北京建成永定门至马家堡的有轨电车线路。自此，清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在北京诞生。不过，这条线路没运行多久，在次年的义和团运动中，马家堡车站被毁。
　　到了民国初年，北京的交通仍以人力车和兽力车为主。而当时，北京城的人口迅猛增至130万人。面对急剧增加的人口，市内交通亟待发展。
　　为了修筑浦口通商口岸（南京）和北京市政建设，北洋政府在民国二年（1913年），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了“五厘金币实业借款合同”及附件一，借款额为一亿五千万法郎。民国三年（1914年）续订合同附件二、附件三，其中写有兴建“北京电车一项，应用中法实业借款建筑”的条款。但合同上另附加有许多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如北京有轨电车经营权由法国独家经营，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条款，遭到当时北京官僚资本阶层的群起反对。经北洋政府多次和法国交涉，有轨电车才改为官商合办。
　　民国三年（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为争夺霸权无暇东顾，北洋政府兴办有轨电车一事暂告搁浅。在此之前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天津与比利时签订修建有轨电车合同，天津在1906年成为中国最早建成有轨电车的城市。上海紧随其后，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修建了有轨电车线路。而北京的有轨电车直到民国十年（1921年），才重新提出筹划。
　　民国十年（1921年）五月九日，由北洋政府代表、京都市政公所督办张志潭，与法方代表赛利尔·白乐吉依据“五厘金币实业借款合同”等文件，正式订立“北京电车合同”。议定北京电车公司股本定额为四百万元，官商各半，政府认购一半为官股，由法国贷款项中提用。商股每股一百元，采用记名的形式，由市民认购。据当时记载，商股认购者有数百人，绝大部分被官僚买办、大资本家抢购，一小部分被小资产者购得。
　　依照中国商律，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初称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后称北京电车股份公司）正式成立。
　　公司采取董事制。由政府委派官股董事六人，商股董事五人，共十一人组成董事会。第一任董事长是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王世珍。董事会下设工程、营业、会计三大处，各处正处长或副处长其中之一必是法国人。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操控权均在法国人手里。
　　民国十年（1921年）六月三十日，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创立会，开始筹划兴建有轨电车。有轨电车的运行，最直接的就是电力供应问题。因此，建立自备发电厂成为首当其冲的头等大事。
　　根据公司工程处报告，按照现有电力三千基罗华特（千瓦的旧译）计算，日需水量为3.9万立方米。然而北京近畿水量缺乏，如果就地掘井取水，不仅花费巨大，而且很难持久。因此将发电厂建在河旁最为适宜。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责成公司工程处负责发电厂的选址工作。
　　民国十一年（1922年）八月，发电厂选址工作开始。工程处勘察人员先后赴北京西郊永定河、东郊北运河等地勘察地势、考察水文水质。经过对北京东西两大河流的勘察对比，勘察人员认为永定河水流过急，涨落差大，在河旁建厂会有无法预估的危险。而且永定河水中含泥砂杂质较多，不适于发电用水。北运河则不同，不仅水量丰富水流平稳，且水质清少有杂质，同时当地正在疏浚附近河流，河水流入北运河后，水量更多，因而更适用于在河旁建厂发电。
　　经过勘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复磋商论证，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在通州北运河西岸、大棚村村北，征地150亩建设发电厂。
　　大棚村位于通州城中心东南5.6公里处，东濒北运河，南连小圣庙村，明代成村。相传，早年小圣庙村叫小神庙村，村中庙里供奉着河神骑着独眼龙的神像，以镇水怪。小神庙村北、紧邻北运河客运码头建有一座关帝庙，庙中供奉武圣关羽。
　　庙僧在门外路旁搭建一座席棚施舍茶水，以船工客商、乡绅村民打尖儿歇脚。久之，关帝庙周围聚落成村，故名茶棚，又称茶棚关帝庙。民国二年（1913年）改称大棚村。
　　很快，发电厂便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开始动工兴建。没想到的是，在兴建过程中，却历尽重重障碍，前后长达六年之久。
　　其中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发电厂的各项工程由法国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他们独断专行，对中方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不予考虑和采纳。此前，北京电车股份公司董事孟玉双、刘一峰等人邀请中国技术专家华南圭先生对厂址进行考察。华先生对在河边建厂提出了异议，认为北方雨季来临时河水会迅速暴涨，冲毁厂房设备。为确保安全起见，建议厂房的建设要远离河道，避免洪水的冲袭。但法方以厂房离河较远、另建蓄水池会增加投资费用为由，对华先生的建议不予采纳，坚持仍在河畔修建厂房。
　　果然如华南圭先生预料的那样，民国十三年（1924年）夏季，北京连降大雨，北运河河水陡涨，使已经建成的水泵房蓄水池等被悉数冲毁，不得不另行设计堤坝，再造水泵房和蓄水池。洪水的冲袭不仅造成发电厂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耽误了建设工期。
　　军阀混战发电厂成战场
　　除了法方的固执己见，当时的社会形势也让发电厂的建设一波三折。
　　建厂初始，为了运输所需机件材料，发电厂从通州火车东站铺设一条1.5公里的铁路专用线，但遭到北运河河务局及发电厂周边村民的反对，造成施工停滞。河务局反对的理由是：发电厂在铺设轨道时“竟将外坡土帮裁弯取直，所取之土有五十丈之遥，其两坡堤柳大树砍伐百数十棵之多，小树皆被压坏”。村民反对的理由是：发电厂破坏河堤，倘若以后发电厂“锅炉一旦炸裂，发电厂周围十里以内村庄城池均有覆没之虞”。
　　当时，通州先后两次召开市民大会，市民甚至发出“无论该公司势力若何伟大，吾辈决非提议畏势之徒，誓死与其抵抗”的呼声，反对北京电车股份公司在通州建设发电厂。
　　北京电车股份公司向京兆尹公署呈递公文，认为通州市民大会“所列情由绝非事实，且调查所称市民大会者，既非法定团体，亦无主要人物，本可毋庸置疑，惟既据印发传单，难免不因之淆惑听闻，发生影响，实与地方治安有关……”此后，在京兆尹公署的反复斡旋调解下，北京电车股份公司发电厂与北运河河务局及市民达成和议，发电厂始得复工。
　　此外，北洋军阀混战造成时局动荡，导致发电厂建设所需的材料难以如期运到，也拖延了发电厂的建设时间。民国十五年（1926年）二月，军阀混战再次爆发，这一次，发电厂成了前沿阵地。战斗最激烈时，厂内的烟囱成为炮火袭击的目标。“子弹雨下，厂屋玻璃尽毁，工人等均在地下存身……存积木石等料亦均有遗失”。幸好发电厂的厂房和机器设备没有损坏，但战争使发电厂的建设工期再次被拖延。
　　五月之后，虽然东郊战火渐息，但发电厂周边的战事仍在继续。由于战壕就在厂前，建设发电厂所需石子、沙子、水泥、耐火砖等材料无法运到。
　　而且，发电厂的设备器材均依进口，发电机购自瑞士，锅炉购自英国，电器设备购自德国。由于这些进口器材设备迟迟不能按期运到，使得工程进展缓慢。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九月，通州发电厂才告竣工。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二十日，通州发电厂正式发电。

通州发电厂旧址中遗留至今的老厂房。（邱崇禄摄）

1948年，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布置地下党组织绘制了详细的北京电车公司的情报，第二张是通州发电厂的布防图。
　　发电厂为通州城区供电
　　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二月，北京有轨电车运行。但位于通州的发电厂还在兴建中，这段时间，北京电车股份公司有轨电车行车用电，购自京师华商电灯公司的电力。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三十日，双方签订了互供电力合同，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未开机发电前或开机发电后需要电力时，由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供给。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开机发电后，多余电力售予京师华商电灯公司。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开始发电，电力除供应北京市内有轨电车用电外，余电售给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孙河抽水场及双桥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还为当时的通州城区提供了便利。此前，通州城区的电力主要由通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通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民国七年（1918年），由华人张子佩、林季武筹集华商股本9万银元，从美国西尼电气公司购进75千瓦蒸汽机带动的直流发电机1台，同年竣工发电营业。当时，在通州城内建有12条供电线路，供电用户有政府机关、外国教堂、西海子仓库、医院、学校、小工商业户以及通州城内少数居民。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通州地区工商业发展较快，出现电力供应不足，时有停电，用户反映强烈。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发电后，通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与发电厂订立购电合同，解决通州电源不足问题。
　　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开始，通州发电厂平均每月向通州城内供电55000度，仅为发电总量的十分之一，以后逐年有所增加。通州城内利用通州发电厂供电之便，发展了自动电话、自来水以及加工业。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无论是发电设备，还是厂房规模，当时都是较为先进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通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发电机组停运，设备封存。至此，通州地区用电全部由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供给。
　　团结一心粉碎日寇阴谋
　　“七七事变”之后通州沦陷，日寇妄图强行接管发电厂，但是遭到中法股东的一致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要接管发电厂，必须用现金收买全部股票，因此日寇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日寇并不甘心，在物价飞涨期间，却不许增加电车票价，企图以此阴谋搞垮电车公司，达到其霸占发电厂的目的。
　　1944年前后，因日寇疯狂掠夺搞所谓的“强化治安”，造成市场萧条，乘车人锐减。发电厂职工收入，随电车公司经营情况变动，因而发电厂连年出现赤字。工人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粉碎了日寇的阴谋。抗战胜利后，法国股东退出了全部股金，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经营。
　　1944年，冀东抗日武装频繁活动。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冀东第十四分区指示在发电厂的地下党员张士恩在厂内开展工作。1945年底，张士恩秘密发展五名地下党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他通过为工友争取福利等形式，做了争取、组织群众的大量工作，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在厂内的影响。
　　1948年冬，通州解放前夕，发电厂又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国民党13军进驻发电厂，四周增设鹿砦，在大棚村等处构筑碉堡，埋设大量地雷，并下令对厂外遮蔽视线的房屋、树木强行拆除砍伐，气氛十分紧张。
　　为保护发电厂不被国民党破坏，工人们在以张士恩为首的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护厂队。护厂队号召全厂工人入厂住宿，并提出“誓与电厂共存亡”的口号。在工人们的严密监视下，国民党反动军队一直未敢轻举妄动，后来仓皇逃窜。通州解放时，发电厂的地下党组织迎接十四分区对发电厂的全面接管工作。1949年以前，通州发电厂地下党员已有十余人。1950年通州发电厂正式成立了中共北京电车公司通州发电厂党支部。
　　1949年之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源需求量剧增。通州发电厂除主要供应有轨电车用电外，又增供北京电业局、自来水厂一部分，并向双桥电台及三间房机场供电，此外尚有发电余量。为调剂余缺，充分发挥设备能力，通州发电供电系统于1953年与北京电力网连接合并，统一调度。
　　1954年，北京电业局与北京电车股份公司商定，将通州发电厂及所属位于崇文门外东城根的变压厂划归北京电业局，便于专业管理。自此，通州发电厂脱离了北京电车股份公司，成为北京电业局的一个发电单位。1955年，通州发电厂曾扩建增装发电设备。
　　此后，因在北京东郊距通州发电厂约二十公里处，新建了一座容量为20万千瓦的大电厂（原东郊热电厂，后称北京第一热电厂）。通州发电厂受到影响，厂里设备迁到另外缺电处所。
　　1964年3月28日，通州发电厂正式停止发电。自此，通州发电厂完成了历史使命。（邱崇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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