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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必备攻略“微乐捉鸡麻将到底有没有挂”详细教程辅助工具。-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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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十三张3 发表于 13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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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当年《延安一月》洛阳纸贵,是不难想见的。


新民晚报创刊95周年之际,奉报社之命,筹策老社长赵超构先生的手迹展。“林放不老”这个主标题,很快就定下来。展览副题,则有所改变,由“赵超构手稿手迹展”,改为“赵超构手迹暨《延安一月》出版80周年展”。展览也相应增“延安行”一章,因为有珍贵的重庆版《延安一月》。
渝版《延安一月》有几个版本?


左起:重庆初版、再版、成都印再版、重庆三版《延安一月》 图/李天扬
“林放不老”展的第一件展品,是严建平老师提供的赵超老题赠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沈毓刚的《延安一月》,为1946年上海版,而《延安一月》最早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版的。在上海图书馆和几位藏家的支持下,我们集齐了《延安一月》的初版、再版和三版。
当再版、三版摆在我们面前时,一个疑问出现了。两个版本的版权页,竟然是矛盾的。再版的版权页上写:“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再版”,而三版的版权页则道:“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再版,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三版”。也就是说,再版时间对不上了。那个封面跟一、三版不一样的再版说,出版于1945年1月,但三版却说,再版于1944年12月。这是为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把这个悬案放在一边,经请教民国版本专家,认定重庆版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出过三个版本,我们集齐了。
当三个版本的重庆版《延安一月》放进展柜,作为策展人,我心情颇为激动。因为这是它们首次同时公开展出。当时没想到,更为激动人心的事,半个月之后还有。
“林放不老”的展期,原定只有两周,即9月9日至9月22日。这么多费尽心力集于一堂的文物,仅14天,就要各奔东西,太可惜了。在一片惋惜声中,有关方面决定延展,延期至10月30日。
延展自然是大好事,但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要跟借展的单位和个人一一打招呼。其中,有一件展品,既珍贵,又特殊,就是《延安一月》的重庆版初版本,借自上海图书馆。我们随即跟上图联系,希望能够延长借展日期。上图方面经研究答复说,可以延长借期,但按规定,上图文物借展最长是一个月。这样一来,到10月上旬,也要归还了。我曾听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副馆长张霞说,他们馆藏也有《延安一月》初版本。我想,何不按时归还上图的,把新闻出版馆的替上?
我马上找到张霞,说了这个情况。馆领导们一致同意,马上布置,从库房调书。
我和张霞来到展厅,等候初版《延安一月》。不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藏品部同事竟然拿来了两本《延安一月》,一看都是重庆版的样子。一本颜色浅,红很淡;上图那本,也淡。看起来,初版本颜色淡,不是保存原因,是本来就印得淡。另一本颜色深,红很正。当两本书放在面前的一瞬间,我马上想到了那个悬案,急着说:“打开版权页!打开版权页!”一打开,果不其然,淡红那本写:“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正红那本写:“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再版”。啊!真的有1944年12月的再版本。原来,《延安一月》竟有两个再版本。
1944年11月初版、1944年12月再版、1945年1月再版、1945年2月三版。过一个月就加印一个版,当年《延安一月》洛阳纸贵,是不难想见的。


1944年首发连载《延安一月》的重庆《新民报》
我应《新闻出版博物馆》馆刊之邀,写了“策展人手记”,因为这次稿约,我结识了馆刊编辑周祯伟。渝版《延安一月》的版本问题,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仔细作了鉴别,提出了深具说服力的见解。
细心的周祯伟首先发现了1945年1月再版本版权页上,有一行被我忽视的小字:“印刷者 南京新民报成都社印刷部”。1944—1945年间,《新民报》有重庆和成都两个分社,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就是分别在《新民报》重庆版和成都版上连载的。二地应该都有印刷部。这样一行关于印刷地的信息,另外三个版本是没有的。周祯伟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细小的区别。这一版版权页上的书名是“延安一月全册”而另三版则都是“延安一月一册”。他据此提出:“之所以有两个再版,因为一个是重庆印,一个是成都印。”因此,重庆印的三版版权页的表述并没有错。我们不妨把1945年1月的再版称为“蓉刷再版”。这个发现,同时也解答了为什么“蓉刷再版”从封面、版权页到内页与其他三个版本有诸多差异。因为本来就不是同一个版本。那么,《延安一月》在成都一共印了几次呢?从目前看,只有再版一种。

重庆再版、成都印再版版权页?? ?图/李天扬
那么,为什么连几位民国版本藏家也只知道三个版本呢?我们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权威信息。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版《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一书中关于《延安一月》重庆版,有如下表述:“重庆 南京新民报社 1944年11月初版,1945年1月再版,1945年2月3版 有木刻插图 252页 32开(新民报丛书)。”这,和我们以前得到的信息完全一致。
几天之后,我们在另一本书中找到了更为权威的说法。这本书,是《〈新民报〉春秋》,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陈铭德、邓季惺、赵纯继、曹仲英、陈理源等编著,1987年12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陈理源先生,曾任《新民报》重庆社总编辑,书中有他《重庆〈新民报〉史话》一文,文章专门道及了《延安一月》的印刷情况:“此书1944年11月出版,很快销售一空。1945年3月中旬,就重印三次,另由成都《新民报》社重印一次;抗战结束后不久,上海又重印一次,日本也有译本出版。不胫而走的盛况,是当时出版物中少有的。”按陈先生的表述,重印了三次,是不是还有1945年3月的四版呢?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重庆初版、再版、三版、成都印再版、上海版、日译版,这六个版本的《延安一月》,汇集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展厅,汇集在“林放不老”展,是我们对这本出版了80周年的传世之作的纪念和致敬。
渝版《延安一月》是用什么纸印的?


赵超构题赠沈毓刚《延安一月》
为研讨渝版《延安一月》版本,我和周祯伟在国庆长假期间微信往返不断,他还顺手找到了一条有趣的材料。
叶圣陶长子叶至善在回忆录《父亲长长的一生》中写道:
“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新书是《延安一月》,赵超构先生以重庆《新民报》记者的身份,去访问了一个月回来写的。我们家一听说就买了一本,除了祖母和三午,都读过了。如今至诚‘远游’有了眉目,又都重读了一两遍,至诚不久就要到这个崭新而陌生的环境中去了,他将要学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总之是难以描摹的别一个世界。二月廿一,父亲带回来一本浏阳纸印的《延安一月》,说是赵超构先生送给他的,给了至诚作为远游的纪念。这个版本在当时的大后方,纸质和印刷都称得上精品,不知在现代几位藏书家的玻璃柜里,可有保存的?”三午,是叶至善的儿子,当时只有三岁。至诚,即叶圣陶次子叶至诚,当年有赴解放区之动议。从时间上推算,赵超老送给叶圣陶先生的书,应该是1945年2月的三版。叶至善书里的这段话,有几个重要信息:一、赵叶二位在抗战时就颇多交往;二、《延安一月》是“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新书”;三、印制渝版《延安一月》的“土纸”原来叫浏阳纸。
以上三点,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最后一点。叶至善写书时,是2004年,已经到了暮年,距《延安一月》出版,整整一甲子,他怎么会记得书是用浏阳纸印的,甚至记得赵超老送书在某月某日呢?叶至善是一位非常严谨的编辑家,不会乱写。究竟是他清晰地记得往事,还是有所本?检《叶圣陶日记》,1945年2月21日,他记道:
“十一时,至小天竺楷元家,应其招饮。天气晴朗,与楷元入附近人家果园,梅花方盛,望而怡然。既而何文龙、赵超构到其家,遂进餐。赵超构为《新民报》记者,去年往访延安,其所著《延安一月》,近颇为人传诵也。慕名已久,得会甚欢,承赠余浏阳纸本之《延安一月》一册,较前所见者清楚得多。”果然,叶至善写书时,手边有父亲日记作参考。此条日记更清楚地表明,1945年2月21日,是赵超老和叶圣陶先生初次相会。
这里聚会的主人“楷元”,应为王楷元。王楷元,1909年—1980年,名嗣曾,笔名万柳,湖北黄陂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既是作家、编辑,也是一位报人,曾任《大公报》记者,1943年至1945底,任成都《新民报》社资料社主任兼副刊《出师表》编辑,在《新民报》上开过专栏。
1937年,王楷元就职于开明书店编辑所,与叶圣陶为同事。二人于1944年于成都重逢,过从甚密,一两年间,“楷元”在《叶圣陶日记》里出现了70多次。应王之约,叶圣陶为成都《新民报》晚刊撰写了《七七周年随笔》《双十节随笔》《吃空额》等时评。1945年,王请叶为新出版的成都《新民报》日刊写专栏,每周两三次,主要谈论教育问题。叶圣陶在重庆《新民报》副刊上发表了帮助青年写作的系列文章。叶王二人还一起参与慈善活动。叶圣陶1944年9月30日的日记有记:“楷元来,以《新民报》馆代收之援助贫困作家捐款四万数千元交余。余即走访翔鹤,以此款交与之。”“翔鹤”即陈翔鹤,1901年—1969年,重庆人,作家,抗战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常务理事。
不承想,在《叶圣陶日记》里,有这么多关于《新民报》的资料。日后当细细研读。

赵超构延安采访时获赠的羊毛垫与羊毛毯
而赵超老和叶先生在王楷元家初识之后,一见如故。据叶日记载,仅仅四天后,即2月25日,二人就一起在叶宅喝酒聊天了:“十一时,至店中,少休,即至宴宾楼,应房东张小留招饮。开席未久,二官来言,楷元偕赵超构来访,因辞谢而归。听超构谈延安杂事。三时,偕出逛旧书肆,楷元、超构皆有所得。仍共返余家,留二君饮酒。酒系小墨友人所馈,为上好绵竹大曲。又有广汉之熏兔,牧野所赠之鱼,以为下酒之物。到夜,二君乃去。”这里的“小墨”,即叶至善。“牧野”,即厉歌天,笔名厉国瑞,妻子为叶圣陶女儿叶至美,抗战时与岳父联合主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会刊《笔阵》。有儿子女婿提供的好酒好菜,虽然在艰苦的大后方,但叶圣陶也可以跟老友新朋开怀畅饮一番了。
回过头来再说浏阳纸。这种纸为湖南浏阳张坊镇生产,其历史可上溯至宋元,清乾隆年间,被朝廷纳用,始有“贡纸”之谓。查《浏阳县志》,有如下记载:“民国13年,从业89950人,年产纸7445吨。”“民国14年,张坊在共产党领导下,分别建公益社、消费社,土纸生产鼎盛,武汉、长沙、衡阳等地客商在此设纸庄30多家,年输出纸1400吨。”看起来,浏阳纸运送到各地,是有历史的。但是在抗战期间,物资运输成本极高,要从沦陷区运纸到蓉渝大后方,有没有可能呢?仍据《浏阳县志》载:“民国33年,日寇盘踞浏阳,全县造纸业仅剩3000余人,产纸1900余吨。”这就只剩下原来的一个零头了。印制《延安一月》的浏阳纸是不是浏阳运来的呢?检得《祁阳文史》第18辑中《祁阳县农业志》载:“湘报纸用瑞香加白料(竹纤维)制成,用于印刷报纸。因从浏阳引进技术,故名浏阳纸。纸宽0.6米,长1.3米。”如此推断,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印刷报纸和书籍的应该是用浏阳技术生产的“湘报纸”,即“浏阳纸”。在抗战期间重庆出版的书籍的版权页上,时常可见“渝版浏阳纸”的字样。叶圣陶先生作为出版家,一眼可知《延安一月》是用浏阳纸印制的,完全合乎情理。
这次展出的四个渝版《延安一月》,纸张都发黄发脆,品相远比一年后的沪版《延安一月》差。但从叶至善的回忆来看,也许,在80年前,刚刚印出来的《延安一月》,真的特别漂亮,是“精品”呢。(李天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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